星期三, 10月 20, 2004
中國國家一級評論家林克歡先生留港數月,講學著書之餘,不忘評彈春秋,《東宮西宮III之開咪封咪》便是其中一塊給放到砧板上的肥肉(〈笑鬧歸笑鬧〉,信報財經新聞,副刊-文化,頁32,2004-09-09),讀著讀著,心裏樂。

3 Comments:
"「阿媽係女人」一類具有(性別)歧視成份",願聞其詳,可否再說明清楚?
「阿媽係女人」一句話的字面意思當然沒有什麼大問題,但當《開咪封咪》用它來戲謔「核心價值」宣言學者「廢話、低能」時,就將一些貶語性別化了。為什麽是「核心價值之阿媽係女人」理論,而不是「核心價值之阿爸係男人」理論?這不是性別歧視又不是什麼。
記得我有一次隨口說某人「師奶」,你的即時反應便是:「你做乜歧視D師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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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咪封咪》:政治劇場還是公民教育?
林驄
讚《開咪封咪》的人已很多,在這裡不如唱唱反調;但評它實在不容易,因為它是一個會移動的標靶(moving target)。場刊說《東宮西宮》系列是「結合了棟篤笑、相聲、荒誕劇、處境喜劇和公民教育的劇場作品,被譽為香港第一齣成功的政治喜劇」,這不單是形式上的混雜,也是功能上的混雜,使得我們不能用單一的標準來評。但混雜不也是一種創作嗎?或許是,但本文要指出《開咪封咪》既然自我期許要肩負公民教育的責任,那麼它就要接受公民教育自身的要求、準則和限制,贏取一句「誠意之作」的背後是要付出代價的。
十分明顯,《開》劇是一齣長篇政論,政治立場鮮明,對社會問題有自己一套的看法。這裡不是說劇作者不可以在作品中大談自己的政治觀,但既是教育觀眾,就得亮出理據,以供觀眾討論、反省;至少,自己定出的評論標準須清晰和前後一致,這是最起碼的要求。
舉一個例子說說。在「大學生做傳媒」一場裡,提到時下電視流行的飲食節目的戲,諷刺現時的年青節目主持人只懂舉起一個“V“字手勢衝向鏡頭或矯情地咪著眼說「好正!」這種嘲弄要博取觀眾的笑聲是不難的,但含混的諷刺也造成含混的價值判斷。劇中提出的這個現象在媒體評論(media criticism)裡屬“infotainment”( information+entertainment) 的問題,即「資訊娛樂化」的泛濫,有了這個命題,反思就有個清楚的集中點,但以現時這場戲的整體處理,我們實不清楚真正的「問題」(issue) 在哪裡。是infotainment本身的問題嗎?但整齣《開咪封咪》就是一個infotainment呀。若針對的只是隨波逐流的大眾文化,即劇中所強調的“mass”,那麼林奕華最擅長的挪用流行曲入劇(這次我們聽到孫燕姿的《遇見》)是不是也要批判?含混的批評對公民教育不但毫無幫助,更容易自打嘴巴。
再舉一例。「大學生做傳媒」和「傳媒老細」是劇中兩個重要的分場,但在批評的取態上是何等的迥異。先談「傳媒老細」一場,這裡不得不先讚一句這場在處理上沒有一味諷刺黎智英的假道學和口是心非。事實上,在整個香港傳媒生態上一批中層的新聞行政主管所扮演的「共謀」角色可能更加重要,他們不是老闆,但曾經都是「好記者」,在傳媒道德和保住飯碗中間夾得人格分裂,這場戲就是以他們的掙扎(呢喃著「我是好記者」)、自欺(「炒」了那個下屬對她可能更好)和妥協(最終還是聽老闆的指示)作結,在人物選取和角度選取上編劇有很「內行」的觀察。
但怎樣評價劇中這位新聞工作者是個有趣的問題,他不一定戀棧權位,但供樓養家令他沒有「選擇」地助紂為虐。他那段「好記者」的獨白戲用上大射燈加煙霧,反諷之餘似乎亦能從同情和理解的角度顯示他複雜的心事:在虛榮的大眾傳媒裡,「繁華建於大海,價值飄浮」(見<順流逆流>歌詞),他只是身不由己。但最令我疑惑的是:如果這樣就可以在批評上留一手,在前一場對大學生為甚麼又要特別的苛責,硬要將他們描繪成一班白痴兒,畸形低智?看過前兩集的《東宮西宮》的觀眾會知道,編導們一直在狠批大學生追逐時尚、以效益掛帥和缺乏反省,但當今次《開》劇談的是大眾傳媒對普及文化的影響時,我們不禁要問:如果連俞琤也受大眾文化的影響要瘦身,大學生又怎能不受普及文化中意識型態的影響?他們不正正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嗎?說回那個新聞工作者,他是真的沒有「選擇」而被迫折腰嗎?所謂「三軍可以奪師,匹夫不可以奪志」,如果我們相信道德自主,他有選擇。但今天的年輕人和大學生面對席捲全球的資本主義意識型態洗腦,他們能自主的空間豈不更小?更需要同情諒解的可能是他們。仍然狠批大學生是否一種偏見?
其實,《開》劇從制度批判到意識型態批判只是一步之隔,但就是沒有在最關鍵的分析中走出這一步。市場價值作為「真理」這個意識型態在劇中是有所指涉的,「香港傳媒架構」一場的四人相聲中就是以一段主禱文作結,關鍵詞換上「市場」二字,就是直認「市場」在今天是凌駕一切和給神聖化了的意識型態(或曰意底牢結)。繼續順這場的思路發展下去,可能就會得出大學生是意識型態制宰下的受害者此一結論。為何沒有挖掘下去討論更深層的文化、哲學問題可能是劇作者個人的選擇,但我仍然要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乎為香港正確「斷症」的問題,也是戲劇藝術可以在此時此刻貢獻什麼的問題。我的意思是如果今天香港的政治和傳媒道德問題只是一個制度改革和官員素質的問題(《開》劇有這樣的暗示),那麼政治劇場或許真可以像《開》劇一樣,用些妙語的方式諷刺時弊,就能令觀眾有所反思。可是,如果我們相信一切制度的問題都是意識型態的反映,那麼我們就要對症來下藥。我固執地相信劇場以其獨特的形式和方法,自有其穿透表象意識的能力,能直入意底下的牢結。很明顯,《東宮西宮》系列走的不是這條路。
最後,說回我在文首所提出的觀點,一般的政治劇場,我們不會要求交代理據和批評的準則,但像《東宮西宮》系列一類對具體的政治問題有固定的立場和意見的政治劇場,而又自我期許要擔當公民教育時,我會傾向謹慎。劇場固有的形式能否乘載這個要求?我看不易,但我想可以用其他方式彌補,例如演後談上的交流討論,記得上次的《東宮西宮》就有聽眾站出來為大學生說話。在我今次看的那場裡,胡恩威在演後出來說因為戲已經說得很「白」,那就不需演後談了,有評論人說這是「美中不足」;但如果我在本文的說法能夠成立的話,《開咪封咪》演後的討論甚至辯論並不是劇作者順便出來解解話的問題,而是它作為公民教育一種內在的要求。《東宮西宮》系列發展下去會如何,我看是否仍然要定位在公民教育是其中一個關鍵。 (3/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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